今日推荐 | 纽约客：​货币是这样发明的

三个世纪以来，两位银行家的异端邪说成为我们现代经济的基础。

作者：John Lanchester，作者自 1995 年起即为《纽约客》撰稿，同时也是《伦敦书评》的客座主编编译：詹涓

该文章发表于《纽约客》2019 年 8 月 5 日刊

十三世纪后半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 (Marco Polo) 来到中国，他看到了许多奇迹——火药、煤炭、眼镜和瓷器。然而，最令他惊讶的事情之一，是由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实施的一项新发明：这就是由忽必烈于 1260 年发明的纸币。
在看到忽必烈的实验时，马可·波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汗以这种方式制作钱币。他令人剥取某种树的树皮，当地盛产这种桑树，它的树叶可作蚕的食物。他们取的是厚厚的树皮和树芯之间那层质地细腻的白色树皮，把它做成像纸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黑色的。
将桑白皮制成纸张后，再裁切成大小不同的薄片儿。这种纸币的制造，它的形状与工序和制造真正的纯金或纯银币一样，是十分郑重的。因为，有许多特别任命的官员，不仅在每张纸币上签名，而且还要盖章。
当他们全体依次办过这些手续后，大汗任命的一个总管将他保管的御印先在银中浸醮一下，然后盖在纸币上，于是印的形态就留在了纸上。经过这么多手续后，纸币取得了通用货币的权力，所有制造伪币的人都要被处死。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许多新型货币的问题在于人们不愿意采用它们。成吉思汗的孙子在发行「宝钞」时就不会碰到这种棘手的事情。他采取措施保障其货币的真实有效性；如果你不用这种钞票。比方说，如果你不接受客人拿宝钞付款，或者情愿用金、银、铜、铁锭、珍珠、白盐、铸钱或任何曾在中国流行的形式结账，他都会把你杀了了事。
这就解决了「采用」的问题。

马可·波罗感到惊讶再正常不过。贸易和金融工具都属于发明创造，就像艺术创作和科学发现一样，它们同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在国家权威的支持下，纸币作为一项惊人的创新，重塑了世界。我们逐渐习惯了支付账单、获得工作报酬，习惯了银行余额和信用卡账单上跃动的数字。只有在系统崩溃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些东西看来物有所值。
2008 年的信贷紧缩引发了恐慌，当时整个金融体系的人都在怀疑，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是否意味着它们应该表达的意思。作为对这场危机的直接回应，2008 年 10 月，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他或她或他们是谁，这无关紧要——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概述了比特币的概念。简单来说，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密码术的新货币形式。

对新形式的货币的追求并没有消失。今年 6 月，Facebook 推出了借鉴比特币架构的全球货币Libra。其理念是，新资金的价值并非来自任何国家的批准，而是来自数学、全球联系以及世界最大社交网络中的信任的结合。无论如何，这就是 Libra 的初衷。
它有多安全？我们如何知道 Libra 或比特币的价值，或者它们是否有价值？中本聪的信众听闻这些问题，会立刻调转矛头反过来追问：你怎么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值多少钱？

因此，金融发明的当前时刻与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货币形式——一种有国家担保的纸币，首次出现的时期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民族国家。在各种传奇故事中，主角都渴望得到一些东西，但肯定要克服某种障碍。就民族国家而言，它想要做的是发动战争，而它面临的障碍是如何为战争埋单。

应对这一问题的现代体系出现在威廉国王 (King William) 统治下的英格兰。1689 年，这位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来到英国，取代了不得人心、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 (King James II)。威廉是一位称职的统治者，但他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间的长期争端。
不久，英国和法国卷入了这场争端的一个新阶段，回过头来看，这场争端是两国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冲突的一部分，不过当时它被称为「九年战争」或「威廉国王战争」。
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问题：各国如何负担得起军费？
威廉国王的政府想出了一个新奇的解决办法：借一大笔钱，然后用税收来偿付利息。1694 年，英国政府以 8% 的利率借了 120 万英镑，通过税收购买货物、啤酒和烈酒。作为回报，出借方获准联合组建一家新公司——英格兰银行 (Bank of England)。银行有权从公众那里吸收黄金存款——这是第二大创新——印制「银行票据」作为存款收据。这些新存款后来被借给了国王。
由存款作担保的纸币和黄金货币一样好用，很快就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新货币。

这一体系仍然存在，而且不仅是在英国。然而，该计划在争取获得更普遍的采用时，并非那么一帆风顺。詹姆斯·巴肯 (James Buchan) 在他那部引人入胜的著作《约翰·劳：18 世纪的苏格兰冒险家》 (John Law: A Scottish adventer of the 18 Century) 中，讲述了其中的一些困难。
劳出生于爱丁堡，父亲是一名金匠，后来转行成为了银行家。1692 年，他搬到了伦敦，在那里他看到了政府用长期债券和纸币支付的奇妙的新计划。纸币最显著的影响之一在于它如何刺激借贷和交易。劳对金融有着天生的理解，酷爱风险，人们不禁想知道，如果他为英国政府服务将会发生什么。相反，1694 年 4 月 9 日，一段不同的命运开始上演。他在决斗或斗殴——正如巴坎解释的那样，这二者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中杀死了一个人。
他写道：「那时的决斗不是中世纪的比武，也不是后期的荣誉之争，那种受到了成文的行为准则约束，黎明时分在一片白雪皑皑的森林空地上用手枪射击的较量。」他们可能会「用剑杆或短剑刺入炽热的血液，有时会进行几秒钟的搏斗，随后便演化为暗杀和武装抢劫。」劳被送进监狱，等待谋杀案的审判。跟很多有点法道的囚徒一样，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逃了出去，然后亡命海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劳走遍欧洲，学习赌博和金融知识，并写了一本名为《论货币与交易》(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的小册子，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预示着现代货币理论的诞生。他赚了不少钱；就像《权力的游戏》里的小指头一样，劳似乎也是那种「把两条金龙撮合在一起，然后又养出一条金龙」的人。他在海牙买了一栋豪宅，对荷兰在金融领域的许多创新进行了仔细研究，比如期权交易和卖空。1713 年，他来到了法国，那里正被一个难题所困扰，而他刚巧有办法。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欧洲最杰出的君主，但他的政府因债务缠身而陷入瘫痪。战争的成本与一笔庞大的贵族年金账单累加——为偿还旧贷款而支付的终身利息。到了 1715 年，国王从税收和关税中获得了 1.65 亿利弗尔。
巴肯计算了一下：「扣掉在军队、王宫、王室和公共管理上的开支，只剩下 4800 万利弗尔，用来支付那些已经去世的显赫国王所欠债务的利息。」不幸的是，光是王室贵族每年的年金和俸禄就高达 9,000 万利弗尔。还有各种战争遗留下来的未清偿的期票，共计 9 亿利弗尔；除非国王为这些票据支付利息，否则他没法再借到钱，这样一来每年又得花去 5,000 万利弗尔。法国政府破产了。

1715 年 9 月，路易十四驾崩，年幼的路易十五即位，先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作为摄政王。这位公爵着实是位人物。「他天性喜好新奇事物，」公爵的发小、伟大的日记作家圣西门 (Saint-Simon) 说。「他只能生活在一种商业洪流中，生活在戎马倥偬中，生活在对军队补给的管控中，生活在放荡不羁的生活中。」
面对法国的金融危机，公爵开始听取约翰·劳的意见。这些思想如今或多或少可以算是正统的政策，不过以 18 世纪的标准来衡量，是非常新颖的。

约翰·劳认为货币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它的内在价值；他相信它本身毫无价值。「货币不是商品交换的价值，而是货币兑换的价值」他写道。也就是说，货币是你用一套东西换另一套东西的方式。
劳认为，让资金在经济中流动，并用它来刺激贸易和商业，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巴肯所写的那样，「资金必须用于贸易服务，并由君主或议会根据贸易的需要自行调整变化。这样的想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都是正统甚至乏味的理念，而在十七世纪，则被视为洪水猛兽。」

劳的这一理念让他想到了成立一家新的法国国家银行，银行从公众那里吸收金银，然后以纸币的形式将其借出。银行存款也采取了政府债务的形式，巧妙地允许人们以高折扣交易债务，之后全额兑现：如果你有一张纸说国王欠你 1,000 里弗尔，你在公开市场上只能兑到 400 里弗尔，但劳的银行会以纸币的形式，将 1,000 里弗尔全额兑给你。这意味着该银行的账面资产远远超过其实际储备的黄金，这使得它成为今天常见的「部分准备金银行」的前身。
据估计，劳的银行的流通纸币是其黄金和白银储备的四倍。以现代银行业的标准来看，这个比例相当保守的。一家资产低于 1.24 亿美元的美国银行，其现金准备金率仅为 3%。

这种新纸币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可以保证以特定重量的银进行交易，而且与硬币不同，它不能熔化或贬值。
不久，这些纸币的交易价格超过了它们相应的银价，约翰·劳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统揽整个法国经济。他还说服政府以「密西西比公司」的形式，授予他获得法国控制的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通过用公众存款换股票的方式，他为公司注入了资金，其手段与当初为银行融资无异。
在这些股票的价值从 500 利弗尔飙升到 1 万利弗尔后，他用这些股票买下了法国国王的债务。基于租金、年金和工资之上的法国经济被扫除，取而代之的是约翰·劳所说的「新金融体系」。黄金和白银被禁用。纸币现在是「法定」货币，只有银行的权威可作为其支撑。在鼎盛时期，该公司的市值是法国全部产能的两倍。正如巴肯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估值最高的公司。

结果以灾难告终。人们开始怀疑，这些突然变得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否真值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开始担心，继而是恐慌，再就是要求退款，拿不到钱？那就闹事。黄金和白银被恢复为货币，密西西比公司被解散，约翰·劳在上任 145 天后被解职。1720 年，他如同丧家之犬般逃离了这个国家。他从布鲁塞尔搬到哥本哈根，又从威尼斯搬到伦敦，最后回到威尼斯。1729 年，他在威尼斯去世，死时身无分文。

约翰·劳的这一生最大的讽刺之处在于，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代表他的大公司驶往海外的船只开始盈利。检查过该公司账目的审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它完全有能力清偿债务——考虑到它在美国拥有的土地如今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这不足为奇。

今天，我们生活在约翰·劳的体系的某个版本中。发达国家的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中央银行，它发行纸币，为商业利益操纵信贷供应，使用部分准备金银行，并以支付股息的股份公司为特色。所有这些差不多都是约翰·劳一并带入法国的。他最大的、或许不可避免的错误是低估了他的发明带来的波动性，尤其是失控的信贷导致的风险。
他在法国的成功岁月虽然一时风光无匹，但只留下了两座丰碑。其中一个是由波旁公爵创建的，他将自己在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份变现，并用这笔意外之财在尚蒂伊建造了著名的大马厩 (Great Stables)。巴肯指出：「约翰·劳曾梦想看到营养充足的劳动人口，以及国内外商品的目录册。他的纪念碑是一座献给马匹的大教堂」。他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百万富翁」一词，这个词最初是在巴黎创造的，用来形容约翰·劳的炫目计划的早期受益者。

这些曾经疯狂的想法如何成为现代金融和政府结构的一部分？实验和试错。明智之人不会像劳试图做的那样，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弄明白，然后同时实施。
现代经济体系不断发展，而发展的题中之义包括了创新、重复、失败和死胡同。在金融领域，它还涉及到破产、恐慌和崩溃，正如詹姆斯·格兰特 (James Grant) 在他为维多利亚时代银行家兼记者沃尔特·白芝浩 (Walter Bagehot) 撰写的传记中所说，「在金融和经济领域，我们一直经历着同样的险境。」

白芝浩对这些险境了如指掌。他在英国西部长大，家族与当地一家叫 Stuckey’s、经营良好的银行关系密切。大学毕业后他一度涉足律师行业，之后转向了新闻业和银行业，拿在银行挣的钱贴补自己在报馆的工作。1843 年，他娶了《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 的女儿为妻，他自己后来成为该刊第三任主编，过着一种外人看来相当平静的生活。
人们对白芝浩的兴趣来自于他迷人、诙谐、充满诡论的写作，尤其是他的两部重要著作《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 年）和《隆巴第街》（Lombard Street，1873 年），前者总结了英国政治制度的不成文规则，后者解释了银行业的运作方式。这些书至今仍具有可读性，但在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 提到白芝浩对 2008 年银行纾困计划背后的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之前，它们主要是给书呆子读的。这一点同样十分有趣，格兰特的《沃尔特·白芝浩：最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和时代》 (Walter Bageh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est Victorian) 由此诞生。

「最伟大」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词，尤其是因为格兰特（他是《格兰特利率观察家》 (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 杂志的创始人之一）明确指出，白治浩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厌女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作为动物的人类就像作为动物的狗一样，存在很多品种」)，而且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伪君子。后一种品质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是有用的；白芝浩很擅长换位思考，但他从未承认自己因此而改变立场。例如，南方联盟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林肯总统是「不诚实和愚蠢的」，这个既定的观点并不妨碍白芝浩在联邦获胜后宣布，「恐慌丝毫没有动摇美国民主的钢铁勇气」。他后来为林肯写的挽歌是一篇十分动人的文章：「困难，没有让他如同多数人那样怒火中烧，反而令他更加耐心；反对，没有让他一败涂地，反而令他更加宽容和坚定。」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虚伪和缺乏原则恰恰是白芝浩的妙处。他对英国宪法的研究集中在一个悖论上：他认为，君主制的盛况和浮华能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君主没有实权。
白芝浩在研究银行业时，同样关注于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异，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银行所培育的稳健和体面的氛围与它们不断倒闭和破产的明显事实之间的差距。1797 年、1825 年、1847 年和 1857 年发生了几次严重银行危机，所有这些都是由金融业最古老、最简单的破产原因造成的：把钱借给了无力偿还的人。

从理论上讲，维多利亚时代银行业的所有流通货币都是由黄金存款支撑的。一英镑纸币由 123.25 格令黄金支撑（1 格令 =0.064 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政府暂停纸币与黄金的兑换时，出现了多种情况，通常与频繁上演的英法战争的成本有关。此外，银行可以印自己的钞票。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黄金来维持纸币的价值，以此应对客户到银行要求兑换。这种现象，即可怕的「银行挤兑」，是约翰·劳预言的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直接后果。银行不持有与未偿还贷款等值的现金储备的体系，通常可以保持良好运作，但万一突然有太多人同时出现在银行，要求将纸币兑换成金属等价物，情况就要乱套了。
不幸的是，这种事情不断发生，银行不断破产。这些利害攸关的问题与约翰·劳的职业生涯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而这些问题如今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那就是：金钱是什么？它的价值从何而来？谁最终为债务和信贷的价值提供担保？

白芝浩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答案。他认为钱，真正的钱，是黄金，而且只可能是黄金。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其他形式的货币只不过是不同种类的信贷。信贷对于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帮助每个人都变得富有，但根据货币这个术语的严格定义——即在清偿债务时不得拒绝——归根结底，只有黄金才是法定货币。（美元则是明确告诉它是法定货币：钞票正面就这么明明白白地写着。）
白芝浩喜欢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信贷对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因为支撑其他一切价值的并非黄金。

那么所有的金子去了哪里呢？在英格兰银行。那个曾经的私营公司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白芝浩认为持有黄金是英格兰银行的职责，这样所有较小的银行就不必持有了。相反，规模较小的银行可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发行纸币。如果它们陷入麻烦（这是常有的事），大银行会为它们纾困。
为什么其他银行不应该持有自己的黄金，打理好自己的偿付能力？银行家兼作家白芝浩对背后的原因相当坦白。他写道：「现有银行盈利的主要来源是所需资本的规模较小。」用现代人的方法来说，这是谈论银行的股本回报率。作为安全边际，银行需要持有的股本越少，能够借出的资金就越多，因此，它能够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多。为了保证货币的安全，黄金是必不可少的，但银行家们不希望黄金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占据宝贵的空间。最好推给政府以英格兰银行的形式这么做。

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个体系的某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政府担保支撑着银行的盈利能力。央行的关键角色是在危机时期自由放贷，成为所谓的「最后贷款人」。格兰特承认自己带着「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偏见」，他认为这一学说是「存款保险、大到不能倒的学说，以及其他社会化金融风险的现代机制」的种子。

就像约翰·劳和沃尔特·白芝浩一样，我的父亲曾在银行工作，因此，当我读到格兰特那本有趣的书时，脑海中闪过一个银行家之子应该会提出的问题：白芝浩的银行发生了什么？
答案是，Stuckey's 在 1909 年被另一家银行 Parr's 接管。Parr's 曾是规模更大的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的一部分，后者于 2000 年被苏格兰皇家银行 (Royal Bank of Scotland) 接管。英国人对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态度并不亲切，但这家银行通过收购不断成长，如果以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衡量，在本世纪初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然后是信贷危机，以及事情被证明并不如意想中那么物有所值的那一刻——这无非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旧情节的最新版本。据其银行主席说，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几个小时内」完全崩溃。结果是一笔巨额救助，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国有化，英国纳税人为此付出了 450 亿英镑的代价。
约翰·劳或沃尔特·白芝浩不会对这个故事感到惊讶。然而，也许这两个人——一个差点让一个国家破产，一个是银行家纾困计划最重要的倡导者——看到我们学到的东西如此之少，会不禁哑然失笑。至于如何处置应该对此次金融危机负责的银行家，忽必烈可能会有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