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为什么不行？人民对比特币有多强的渴望（下篇）

在中，文章回顾了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发展历程，着重分析了2014-15年货币和地缘政治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下篇》将仔细探讨俄罗斯经济中根深蒂固的长期性问题，以及相应的改革建议。

引言

2014年至2016年，俄罗斯经济遭受了一场货币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油价暴跌和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尽管由于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油价上涨，危机在2016年下半年得以克服，但经济复苏依然疲弱，俄罗斯的中期增长前景看上去相当令人失望。

增长前景疲弱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1) 不利的人口趋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人口老龄化；(2) 商业和投资环境差；(3) 难以摆脱能源部门的主导地位，以实现产业的多样化；(4)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

为了提高增长潜力，俄罗斯需要进行全面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前提条件是进行政治改革，并改善与美国、欧盟和其他邻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5. 经济结构性失衡：能源一家独大

俄罗斯经济仍然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虽然在2013年 (即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崩溃之前)，油气行业在俄罗斯GDP中的份额不到20%，石油和天然气的租金 (oil and natural gas rents) 都低于其他几个产油国 (图10和图11)，但油气工业加起来占俄罗斯出口的70%以上 (图12)。

显然，油气价格低迷时期 (2014-15年) 导致这些份额下跌，但自2016年年中油价开始回升以来，这些份额又开始上涨 (图12)。此外，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产量和出口的增加，除了2017年俄罗斯加入OPEC,并努力限制全球市场的石油供应。因此，如果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进一步回升，俄罗斯碳氢化合物 (hydrocarbon) 出口和收入的作用将比危机前更为重要。

如果低碳能源的发展导致对全球石油需求减少，长期而言，俄罗斯对碳氢化合物生产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挑战。

因此，俄罗斯经济结构需要多样化，以摆脱碳氢化合物的主导地位。然而，在一个以碳氢化合物等矿物资源生产占主导的经济中，旨在实现结构多样化的政策并不容易构思和执行。

首先，宏观经济障碍来自于该国货币的实际汇率，在碳氢化合物/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期，这种货币会升值，这就是所谓的“荷兰病”。

自本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当局一直试图通过累积主权财富基金的石油相关财政盈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2017年出台的新预算规定，可能有助于消除“荷兰病”的影响，并为逆周期财政政策创造更多空间。该规定基于假设的油价为每桶40美元，并限制政府支出。

原则上，2014-15年卢布的大幅贬值应该为国内制造业和其他非石油依赖型活动的扩张创造空间。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2014-17年，尽管整体经济陷入衰退，但农业、食品加工、纺织、纤维和造纸、化工和制药等行业的产出仍持续增长。然而，整个制造业处于衰退之中，这意味着其他行业也出现了产出损失。俄罗斯统计数据显示，高科技和科学密集型产业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21%至22%之间。

俄罗斯出口的部门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进口方面可以发现两种趋势：(1) 食品份额的缓慢下降；(2) 机械和运输设备占进口比重不断提高，2017年达到46% (图13)。

这两种趋势在2014-16年危机之前就开始显现，但卢布贬值和俄罗斯的反制裁 (第4节) 可能会加强与食品相关的进口替代。其他领域的进口替代，例如工业用品和投资品，尽管政府有各种奖励和特别方案，但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因为国内缺乏与进口商品同等替代，或质量稍差的替代品。

展望未来，成功的结构性多样化必须依靠市场力量，包括进一步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开放，而不是行政干预、政府规划、挑选赢家，以及向不一定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实体提供国家援助。不幸的是，旨在促进进口替代的政府干预自2015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它会导致额外的财政和准财政负担、贸易扭曲、有影响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夺取政权以及政治腐败。

以市场为导向的多样化需要一个支助性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非碳氢化合物和非大宗商品部门的经济机构必须能够以最少的行政障碍、较低的交易成本和保护其产权的方式发展和扩大业务。这反过来要求改进营商环境和治理 (参见第6节)。

从贸易的地理结构来看，欧盟仍然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其份额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在俄罗斯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加，特别是在进口方面 (图14)。这似乎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其出口能力的体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贸易的地理结构因地区而异。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且西伯利亚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有限，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自然向中国、日本和韩国倾斜；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则自然向欧洲倾斜。

6. 不利的营商和投资环境

涉及营商和投资环境方面的全球调查提供了一幅矛盾的俄罗斯经济图景。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WBDB) 对191个国家的商业活动进行了行政管理方面的调查，俄罗斯排名第31位，得分为77.37分 (满分100)。此外，至少自2013年以来，俄罗斯的得分和排名都有了系统性的提高。

得分明细表显示 (表2)，俄罗斯在电力获取 (94.00)、开办企业 (93.04) 和财产登记 (88.74) 方面表现最佳，而在保护少数投资者 (61.67) 和解决破产 (58.61) 方面得分最差。

另外两项全球性调查——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 (HFIEF) 和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 (TICPI)——则提供了不那么乐观的图景。在2018年的HFIEF中，俄罗斯在被分析的180个国家中排名107，得分为58.2 (从0到100)，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然而，这还不足以让俄罗斯摆脱“基本不自由”的国家分类。

如表3所示，在HFIEF得分中，俄罗斯分数最高的是财政健康 (87.7)、税收负担 (85.8) 和贸易自由 (79.4)；得分最差的是投资自由 (30.0)、金融自由 (30.0) 和政府诚信 (38.1)。

最后，根据TICPI 2017年的调查，俄罗斯在183个国家中排名135，得分29，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巴拉圭相同。该排名从0 (最腐败) 到100 (无腐败) 不等。俄罗斯的分数在过去几年几乎没有变化。

总的来说，俄罗斯糟糕的投资环境背后似乎是不安全的产权，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征用、薄弱的法治以及公共行政部门 (尤其是执法机构) 对商业的寄生态度 (被俄罗斯商界称为“国家敲诈勒索”)。述调查，特别是世界银行的调查，并不总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根据IMF的数据，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公有制在GDP中所占比例大幅上升，2016年达到33%。莫斯科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对2016年公共部门占GDP比重的预测更高，达到46%，其中19.2%是政府部门，25.3%是国有企业，1.5%是公有单一制企业。2014年，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有企业和整个公共部门的比重有所上升 (分别为29.7%和50.6%)。

公共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个部门，如石油和天然气、其他采矿、运输和通讯、银行和保险以及国防工业。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低于民营企业，他们所主导的行业通常集中度更高竞争更少。

俄罗斯还对外国投资者的进入设置了若干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障碍，尤其是自然资源、金融部门、媒体和其他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门。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较低和相对简单的税收，或旨在简化商业登记、财产登记和法院程序等领域的若干改革措施，都无法弥补营商环境中的这些根本缺陷。

糟糕的营商和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表现不佳上 (图15)，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俄罗斯FDI流入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定居海外的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投资者。

俄罗斯私人部门资本持续净流出，特别是在货币危机期间 (图16)，进一步证明了俄罗斯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不稳定，以及私人商业活动伴随的高风险。

7. 不利的人口趋势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人口一直在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 (working-age population) 在2010年开始下降。预测结果甚至更加令人担忧 (图17)。在这方面，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和东亚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对俄罗斯经济来说，这种不利的人口趋势有两个主要后果：(i) 减少劳动力供应；(ii) 人口老龄化。

国内劳动力供应的萎缩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除非可以用更高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 来弥补。然而，根据Voskoboynikov的研究，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经济中TFP和劳动力分配效率一直在下降。

通过提高老年抚养比例，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养老金、医疗和长期护理体系的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也可能导致TFP增长放缓。

俄罗斯试图通过对来自前苏联国家的移民工人实行开放政策来解决国内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以及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等国。

2018年9月和10月，联邦议会通过养老金改革法案，将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这项改革将在10年内实施，在此期间，每个日历年的退休年龄将提高半年。这将有助于改善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财政平衡，并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应下降的问题。

向来自其他前苏联国家的移民开放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改革，都有助于减少预期的劳动力短缺，但不足以完全弥补人口的负增长趋势。这意味着俄罗斯将无法恢复2000年代初和2005年中期的增长速度，当时俄罗斯的人口状况看上去有所好转 (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尽管增速较慢)，而且上世纪90年代的转型相关重组释放了可用的劳动力资源。

相反，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更快的人均增长上 (per-capita growth)，这将使其能够继续与发达经济体实现收入趋同。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停止了收入趋同。

这就需要提高TFP，而TFP的提高又取决于高科技产业结构多元化的进展、俄罗斯人力资本升级、营商和投资环境改善，以及与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领先发达经济体更紧密的合作。

8. 路在何方

考虑到俄罗斯面临的不利人口趋势，提高TFP是增加潜在增长并逐步回归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趋同的唯一途径。然而，这需要深远的体制和结构改革，而这些改革反过来又取决于政治改革。IMF建议可以在以下五个领域实施此类改革：

• 改善投资环境，包括加强产权和合同执行，减少阻碍外国投资者的繁重的商业经营和许可标准；

• 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互联互通，降低运输成本，确保更好地进入国内外市场；

• 除其他外，通过简化海关手续，创造更有效的商品市场；

• 加强俄罗斯近邻之外的贸易关系；

• 支持创新，加大研发投入。

我们认为，还应在这个清单上加上其他几项措施。

首先，俄罗斯需要一个基于透明程序的新的私有化计划。它应该平等地对国内外投资者开放。这将更有效地使用可用资源和提高生产率，增加国内竞争，减少国有企业参与执行非经济功能 (如各种政治活动的不透明融资) 和政治腐败，吸引更多FDI，并将俄罗斯公司纳入全球价值链。在私有化的同时，一些行业需要去垄断和内部重组。例如，天然气生产可以从输气网络和零售分销中分离出来，类似于2006-08年俄罗斯电力行业的做法。

第二，改善营商和投资环境需要进行深远的制度和政治改革。例如，没有司法的真正独立，就不可能加强财产权和合同执行。没有对公共行政、执法和公共安全机构的民主监督，没有媒体自由，打击腐败和商业敲诈将寸步难行。

第三，俄罗斯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必须超越狭义上的贸易关系 (尽管这也很重要)。它需要与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领先发达经济体建立深远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换句话说，俄罗斯应该积极参与捍卫全球自由经济秩序，并通过相关改革加强这一点。

第四，与欧盟和美国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以及合理解决邻国冲突，将使俄罗斯能够将目前用于军事和安全支出的部分预算资源，转移到基础设施、教育、研究和公共卫生项目上。

第五，政治改革和更好地保障公民自由有助于提高经济自由、创新和企业家主动性。

总的来说，由于俄罗斯的劳动力供应日益紧张，发展创新的商业活动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唯一现实的长期战略，能够使俄罗斯这样的中高收入经济体实现多样化，摆脱对碳氢化合物的严重依赖。

(全文完)

编译：钟政昊

来源：Marek Dabrowski and Antoine Mathieu Collin, "Russia’s growth problem", Bruegel, February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