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Libra的艰难征程与中国应对

编者按：本文转自「《中国金融》2019年第15期」

作者：王靖一 黄益平(中国银行家、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经济与政府学院教授)

近日，全球领先的社交网站Facebook宣布将发布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资产Libra。由于Facebook庞大的用户基数、强大的跨国影响力、热衷渲染的使命感以及算不上光彩的隐私保护历史，加之数字资产这一广受关注与争议的数字金融重点话题，一时间掀起众多争论。

从理论上说，一旦Libra的设想成功转化为现实，最显而易见的冲击对象是跨境支付，它也有可能逐步替代一些相对脆弱的主权货币，剥夺部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甚至重构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体系。但Libra确实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它究竟是否可信?从白皮书到数字资产还需要迈过什么样的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一新鲜事物?我们尝试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

Libra的信任并非来自区块链，而是Facebook自身

从本质上讲，区块链是一种数据结构，区块链本身只保证数据块之间的自相验证，而对于多方信任、去中心化等问题，这种数据结构本身并不能解决，也并不做要求。实际上，如果一家公司认为必要，完全可以将自己私有的数据库打造成区块链的样式。

而当我们讲到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去信任化等“重构”金融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中本聪在比特币白皮书中提出的一整套方案，虽然他并没有用blockchain这个词。而中本聪设计比特币的原始动机，并非是要创造一种货币，而是旨在解决分布式计算中的一个经典信任问题——拜占庭将军问题。中本聪通过引入参与节点随机获得记录权，诚实记录的节点获得奖励即比特币的机制使得网络崩坏的阈值从三分之一提升到二分之一，从而使得无信任交易成为可能。

比特币为了追求绝对的去信任化，做了两项日后广受诟病的设定：一是算法保证约每10分钟产生一个区块，这个只有1MB的区块记录着这10分钟内所有的比特币交易;二是每次交易需要获得5个区块的确认，大概等待50分钟，这样就可以防止比特币被重复使用。

这是比特币的精妙所在。每个区块只有1MB，一方面，每年的全部交易数据加总起来只有不到53GB，这样每个愿意的人都可以在个人电脑上下载、监督完整的比特币交易历史;另一方面，10分钟的间隔与1MB的数据量，使得比特币对于参与者的网络带宽门槛很低。可以说，这两项设计确保这是一个真正的人人可以监督的去中心化的网络。

之后的第二代主链、第三代主链均未对比特币的这一设计作出突破性发展，它们对于效率的追求更多的是权衡，即当一个系统愈发高效时，它对核心参与者的门槛要求也就越高，能够监督系统的人也就越少，同时利益也变得愈发一致，这样对系统发起人的信任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当对于效率的追求进化到极限时，信任机制也就无限趋近于中心化数据库。

而Libra的“进化”则达到了另一种极致：“退化”。在它的白皮书中，介绍其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是拜占庭容错(BFT)，这正是比特币出现之前的通行机制。Libra准备构建的其实是一个完全基于身份信任的分布式网络，其计划邀请组成联盟的100家机构作为这个分布式网络的合规人(validators)，他们拥有权限去记录、监督所有Libra的交易。当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机构因为主观恶意或者技术故障变得不可信之后，这个网络就无法继续运行。可以说，这个去信任化其实是有限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Libra没有采用类似于比特币的机制就否定它的安全性。事实上，区块链及其共识机制配合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最初的发起者通过自身信誉与资产质押构成稳定币来完成Libra的最初信任与价值注入;之后Facebook利用其影响力与公信力引入更多的参与者，并将包括自己的所有参与者的决定权等额化，使得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可以独立地改变Libra的游戏规则;最后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与自动化合约完成货币的发行、交易的记录、价值的流转。

做一个不甚严肃的类比，Facebook相当于发行Libra的央行，资产储备是对币值的背书，其他参与者与共识机制相当于各个监管机构，而区块链的技术特点则完成了商业银行支付中介的功能。这个游戏规则的可行性建立在Libra的持有人对Facebook和其他参与者的基本信任上：不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希望Libra崩盘或者针对自己报以恶意。

但区块链技术也不能完全解决Facebook的信任问题，Facebook根据什么规则决定Libra的发行量?虽然储备资产可以保证Libra币值的相对稳定，而且一般的理解是交易需求决定Libra供给，但白皮书并没有说明如何防止Facebook超发Libra，毕竟铸币税是所有央行都不愿意放弃的特权。还有，在这个所谓的去中心化、去信任化的Libra系统中，Facebook肩负更大的责任，同时也享有更多的权力，但谁来监督Facebook呢?

或许最后Libra会形成一种更为高效、节能的信任模式，但至少那些比特币走红之后为人津津乐道的区块链的优点，Libra大多没有。

作为一种货币，Libra很难让各国监管者安然入眠

即使这些技术细节不会最终造成问题，人们对这种模式依然抱有足以支撑其成为货币的信任，但作为一种货币，Libra依然将面对无数的监管障碍。

从监管的角度看技术，Libra的设计存在三个尚未解决的矛盾。一是去中心化与问责之间的矛盾。假如Libra真的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体系，那么一旦出现问题，谁承担责任?

二是监管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如果对Libra进行监管，就需要一个信息集散地，既然参与者都是Facebook的用户，公众对于Facebook保护个人隐私的能力与意愿是否有足够的信任?

三是高效与金融稳定之间的矛盾。Libra白皮书强调通过快捷、低成本的服务实现普惠性，但这会不会突破各国监管部门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所制定的许多宏观、微观审慎措施?

监管部门肯定还有很多具体的担忧。比如，Libra会不会推动地下经济的极大活跃?其汇率水平能否保持相对稳定?它会不会动摇各国主权货币的地位?一旦Libra形成信用创造机制，各国央行调控流动性的能力是否会被阉割?各国政府如何对Libra交易征税?Libra有没有可能取代美元等主权国际货币?一旦Libra国际支付令资本项目管制形同虚设，会不会在全球引发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在对这些问题得到满意的答案之前，各国监管部门不太可能坐视Libra自行其是。

在Libra白皮书中，关于Libra的汇率与兑换方式，同时强调了三点。首先，Libra基于真实资产，并且将减少价值波动作为资产选择的目的;其次，持有Libra的人将获得高度保证，他们能够根据汇率将数字资产换成当地货币，但是其价值会有小幅波动;最后，白皮书通篇强调普惠，即降低金融服务费用。

可以说，国际支付的便利性是Libra最重要的价值，但这恰恰也是最令各国监管部门睡不着觉的地方。Facebook声称Libra是一个基于去中心化、匿名的账户系统，如果监管部门无法接入这个系统来监测、调控Libra的交易活动，显然监管部门是不同意的。中国监管部门禁止境内比特币等数字资产的交易平台，应该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虚拟货币交易可能助长地下经济活动包括腐败行为；

二是可能帮助规避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加剧资本的大进大出；

三是形成新的投机行为。

对于Libra，绝大部分国家的监管部门对于前面两个问题的担忧应该是同样存在的。当然，不同的国家的担忧程度可能不一样，监管态度也会有差异。这一点可以从各国对比特币的政策立场反映出来。

如何在Libra的交易中避免套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苹果App Store等全球经营的虚拟产品商店，时常面临的困境之一便是，当某国货币突发性贬值时，该国商店往往成为跨国套利的对象。虽然相较于这些应用商店，数字资产可以更灵活地调整汇率，但一方面当某国货币出现贬值时，当地居民可能会更加青睐Libra，从而造成漩涡效应;另一方面因为Libra的货币属性有更大的套利所得，跨多币种的套利路径可能被人蓄意寻找执行，加之一般情形下有效的较高汇兑手续费与其承诺的普惠金融属性相悖，Libra很难避免重蹈其前辈Facebook payments的覆辙。与汇率波动性高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套利行为是否会造成各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在瞬息之间失效，从而造成资本的大进大出。这样的冲击，在市场机制和监管框架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可能意味着经济与金融的不稳定。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也许就意味着新的金融危机。

在分析Libra的作用的时候，信用创造功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Libra最初发行时有1∶1的资产作为背书，但是其技术框架并没有否定信用中介的存在。对于谁可以成为Libra的信用中介，信用中介将受到怎样的监管，发行者们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方案。涉及投资与借贷等更高级的金融需求方面的一个问题是，如果Libra完全没有利息收入，谁会愿意长期持有?还有，目前Libra白皮书公布的首批参与者覆盖了支付业、技术和交易平台、电信业、区块链业、风险投资业、非营利组织、多边组织和学术机构，其中并没有商业银行或银行业监管者。技术只能保证交易被精准地记录，对于这之外的事情，Libra并没有稳妥的解决办法。

Facebook之所以青睐数字资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平台内部具备足够丰富的场景，社交、用户生成内容等伴随的付费天然地需要一种跨国货币来进行支付清算。如果Libra支付真具有普惠性，那么支付业务本身可能并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来支持整个系统的运行，盈利需要依赖衍生出来的交易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生态系统。看今天中国的支付平台，单纯从支付业务获得盈利的非常少。但这又带出来一些新问题，这些非传统的生产、交易行为是否应当纳税，谁来收税，纳税的标准是什么，相伴而生的是一连串涉及法律、政治的复杂问题，同时国家、地区间的政策不一，也会诱使政策套利与资产转移，Libra则成为这种转移最佳的润滑剂，这使得Facebook进一步成为部分国家眼中的不速之客。

最后，如果Libra成功落地，将会直接挑战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构架，包括货币发行权、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国际货币体系。可以想象的是，一些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的国家的主权货币，会很容易地被Libra取代，因为居民持有不稳定性高又持续贬值的本国货币的意愿本来就不高。即便主权货币没有被取代，只要Libra能够自由兑换，央行即刻就会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Libra对美元的影响不太好判断。一方面，如果Libra被广泛接受，就会直接冲击美元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不少政客已经对这种可能性表示了担心;另一方面，Libra并非典型的“超主权”货币，它更像是锚住一揽子主权货币的“跨主权”货币，在这个篮子里，美元与美元资产的比重应该会比较高。因此如果Libra成功，其实也可以部分地增强美元的国际地位。但Libra对人民币国际化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它所锚定的一揽子货币并不包括人民币。如果短期以支付为目标功能的Libra形成了信用创造功能，各国央行甚至有可能会丧失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能力。

乐观地看，Libra提供了一个金融体系世界大同的机会。问题是，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哈耶克所设想的“私人部门而非主权政府发行货币”的时代？资本项目管制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减弱会提高还是降低福利？

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将会决定监管对Libra的态度。

当然，一种可能的情形是，Libra在部分国家发挥部分功能。即便如此，它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依然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不必急于发行国际数字资产，但一定要从长计议、积极应对

从短期看，Libra并不一定能够成功，但它所代表的数字资产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中国政府应该认真应对。过去的近十年，中国的数字金融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业务大多具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一是普惠性很强，改善了对数千万、数亿客户的金融服务。二是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真正原创性的技术突破很少。三是业务基本上都在国内市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分隔的局面，有可能使我们缺席数字金融的国际竞争。

短期内Libra最可能对中国造成的直接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支付，二是国际货币。就目前来看，中国无缘Libra风波一线或许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完全置身事外那一定会在将来成为一件坏事。中国的移动支付如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已经开始走出国门，未来如果将各国的电子钱包连接起来，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与SWIFT并行的国际支付网络。但如果Facebook利用20多亿用户成功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支付体系，连接各国电子钱包的前景就变得十分暗淡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也是一样，无论Libra助力美元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还是把自己变成新的国际货币，都有可能挤压人民币国际功能的空间。

自Libra白皮书发布以来，一种甚嚣尘上的观点是，中国政府应直接或者支持中国企业发行跨国数字资产予以抗衡。这种主张其实不是很妥当。以国家的名义发行一种跨国数字加密货币，技术是不是已经成熟、有没有充分的国际交易场景，这些都是问题。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基本上都缺乏广大的国际市场与丰富的应用场景，强行鼓励它们发行国际数字资产，未免有些揠苗助长，说不定还弄巧成拙，增加金融风险。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国家间的竞争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是金融能力，而未来金融能力的较量，很可能就发生在数字金融领域。我们认为，对Libra，政府应该将其放在数字金融长期发展的背景下，并结合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来考量，在这个过程中尽量避免两种情形：一是尚未参与，比赛已经结束;二是盲目加入比赛，遍体鳞伤地离开。应对当前的Libra，可以先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尽快打破国内外数字金融行业分割的局面，真正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互联网体系的长期隔离，已经明显影响到国内的科研与技术进步，影响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融合。而国内外数字金融行业分割会造成中国的数字金融企业无法进行国际市场布局，甚至让我们在国际数字金融竞争中不战而败。

第二，在监管“沙盒”的框架下有条件地尝试发行锚定人民币的稳定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数字资产的尝试，可以央行的主权数字资产和民间的数字稳定币双管齐下，同时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利用“一带一路”的场景。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在保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放一些创新试点。

第三，未雨绸缪，主动考虑一些应对数字资产冲击的策略。我们认为，未来出现数字资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尽早设计一套应对机制，减少未来的可能冲击。首先，对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的开放一定要量力而行，不宜操之过急;其次，稳健地推进资本项目包括资本市场开放，同时尽快走向汇率的清洁浮动，帮助增强中国经济抵御资本进出和汇率起伏的能力;最后，制定一些新的审慎监管措施，增加风险缓释机制。金融监管必须做到全覆盖，包括对数字资产。另外，假如监测数字资产交易有困难，监管部门就应该利用监管科技实时监测微观、宏观层面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灵活采取政策措施，有效预防并处置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