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陈 希婷
研究了近五年的“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于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透露的信息。
穆长春介绍称，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从去年开始，数字货币研究所的人员就已经加班加点做相关系统开发。而在运营架构方面，央行数字货币将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并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北大经济学博士刘昌用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央行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体系的冲击会比较小，这个体系仍然是央行中心化管控的，也跟Libra的联盟会员制没有可比性。
双层运营体系
公开信息显示，央行早在2014年就已经组建了法定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以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2017年初，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挂牌，研究方向包括数字货币、金融科技等。据有关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8月4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申请了涉及数字货币的共74 项专利。
记者了解到，央行数字货币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也就是央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穆长春认为，这种双重投放体系适合我们的国情，既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够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
BCF新加坡区块链技术基金会会长朱红兵在《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基于谨慎的考量，也是中国这些年经济改革能成功地一贯做法，就是现在限定范围内试用，不断地自我纠错，然后逐步放宽试用范围，培养人才和生态，最后自然而然地放大到全国范围内，惠及全民。
对于是否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问题，穆长春指出，由于法定数字货币是M0替代，如果要达到零售级别，因此高并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去年双十一的时候，网联的交易峰值达到了92771笔/秒，比较一下，比特币是每秒7笔。以太币是每秒10笔到20笔，Libra根据它刚发的白皮书，每秒1000笔。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行数字货币，采用纯区块链架构无法实现零售所要求的高并发性能。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央行层面应保持技术中性，不一定依赖某一种技术路线。”穆长春说。
不具备炒作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即将推出，不少“山寨币”也躁动起来。记者发现，最近几日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多个加密货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扬。
然而，在多位专家看来，央行数字货币并没有炒作价值。
刘昌用表示，即使有央行数字货币，也会有严格监管，不会让数字人民币成为数字货币交易所出入金的通道。
穆长春认为，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央行的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另外，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形成竞争。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这样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采取双层体系发放兑换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有利于抑制公众对于加密资产的需求，巩固我们的国家货币主权。”穆长春称。
据记者了解，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穆长春表示，因为M1、M2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相比之下，现有的M0（纸钞和硬币）容易匿名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的风险。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的较好工具。
事实上，相比较而言，央行数字货币既跟目前Libra采取的联盟制不一样，也不能视作为稳定币。
穆长春称，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不计付利息，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现有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同时，应该遵守现行的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规定，对央行数字货币大额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告。
刘红兵表示，中国应该是最早使用这些超主权货币的国家。第一，一带一路带来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第二，数字货币技术的逐步成熟提供了技术保证；第三，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超强管控力让中国有信心在某一个地域某一个时间段某一个行业试用数字货币而不会造成风险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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