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ichael J Casey
迈克·凯西（Michael J. Casey）是 CoinDesk 顾问委员会主席，兼任麻省理工学院数字货币项目区块链研究高级顾问。
在上周专栏、也是我的第三篇 Libra 专栏文章中，我提到了这一加密货币项目的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目标有个核心困境：不可能同时支持隐私和 KYC。
本周，我不想讨论 Libra 及其备受争议的发行方，Facebook。但我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 Libra 独有的。随着“了解客户”（know-your-customer）规则逐渐渗透到他们的世界，所有试图扩展穷人金融渠道的加密货币初创公司，都将会很难做到识别和追踪其服务对象的要求。
这一矛盾源于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规则（AML-CFT）所包含的严厉政策。2001 年 9 • 11 袭击事件之后，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强化，金融危机后又一次收紧。由于每一家银行都需要美元，所以各地的 KYC 规则都倾向于遵循“美国银行保密法”（U.S. Bank Secrecy Act）和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的指导方针。更多的国际压力来自政府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简称 FATF），该工作组制定了监管标准，各国之间相互施压，并要求对方遵守。
这一系列的规则赋予了执法机构施加严厉罚款的权力，将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银行家头上，逼着他们想办法避险。银行合规人员只需提及汇丰银行（因支持墨西哥贩毒洗钱而被罚款 19 亿美元）或渣打银行（因与伊朗的类似过失而被罚款 11 亿美元），就能说服他们的老板对客户进行严格识别和分析。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是否有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估计，每年洗钱金额仍高达近全球 GDP 总值的 2% 至 5%，或 8000 亿至 2 万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些严格的规则，金额会不会更高？也许吧。但我们不能通过假设来衡量。
犯罪分子仍然有许多机制来转移资金和躲避制裁。没错，有些人使用比特币——这就是为什么 FATF 今年对其所谓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但加密货币的作用远小于法定纸币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在 2015 年巴拿马文件中提及的，各种不可靠的实体都持续在帮助着不诚实的政客及他们金融机构隐藏身份、掩盖资金流动。
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些规则阻碍了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
例如，加勒比政府抱怨它们的经济正日益遭受“去风险化”（de-risking）的影响，因为更为严格的规则限制了外来投资流向这些岛屿。
对较贫穷的国家来说后果更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身份证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容易伪造。在 FATF 的“高风险辖区”中，外资银行对当地往来银行进行严格审查，这意味这些国家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本地银行服务的门槛非常高。这是全球 20 亿人被视为“无银行账户”（unbanked）的一个关键原因。
当然，这对贫困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贫困又助长了犯罪和恐怖主义，这正是 AML - CFT 面临的问题。
以索马里为例，这个失败国家的机构经常被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列入黑名单。对于索马里侨民来说，把家人赖以生存的钱通过汇款寄回家是非常困难和昂贵的。这使贫困永久化，迫使人们进入非法的支付系统，并助长了诸如索马里青年党这样的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无监管经济环境。
这是一种负面影响。
加密货币会是答案吗？
密码庞克（Cypherpunk）的回答是，管他的政府。人们应该使用比特币，因为比特币可以实现点对点的数字支付，而不需要监管实体作为中介。
问题在于，隐秘的入口和出口，导致政府监视变得越来越强烈。FATF 的新“旅游规则”提到，应该要求数字货币交易所收集信息，不仅是关于客户的信息，也包括客户的客户信息，强制相互交换的信息共享。这表明数字货币交易将不仅仅受托管钱包之间 KYC 的影响。一旦交易涉及到交易所的保管结构，加密货币也将必须提出 KYC 报告。
去中心化交易所，或 DEX，提供价格和匹配服务，但不托管客户的数字货币，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最新的 FinCEN 规则指引，成功地将它们排除在美国受监管货币服务业务的范畴之外。
然而，加密货币倡导组钱币中心对 FATF 对受监管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定义含糊不清表示担忧，包括如何定义“转移”资金的实体。模糊会产生不确定性，正如我们在银行审查官员身上看到的那样，这种不确定性对风险偏好是有害的。许多律师会建议他们的 DEX 客户务必安全保存 KYC。
另外，由于今年一项新的芬兰反洗钱法，总部位于赫尔辛基（Helsinki）的 LocalBitcoins 宣布了新的 KYC 规则，鉴于人们很难面对面地找到对方，在没有官方监控的情况下就加密货币兑换法定货币的价格达成一致。
无论怎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使用比特币作为他们的主要计算单位和交换媒介是不切实际的。也许 Libra，以网络社交为基础的稳定机制，可以演变成一种日常支付工具，但正如我们从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在国会的证词中看到的，该公司支持的项目将需要 KYC。
底线：穷人需要一个容易取得的法币入口。
监测技术的进展
我们回到了起点：金融普惠目标以牺牲政府打击犯罪为代价。
人们可能会认为，各国政府应该将金钱非犯罪化，转而打击贩毒、军火交易等实际犯罪，将价值交换权视为一项人权。不过，实现这一点不大可能。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呢？答案可能在于区块链技术在追踪假名账户间转移的能力——尽管不是目前应用的这样。
有一段时间，交易追踪商（如 Elliptic 和 Chainalysis）曾帮助执法机构追踪向坏人支付的数字货币，并向公司提供严格的反洗钱监督审计服务。
现在，后继者，如 Coral Protocol 和 CipherTrace，正在利用高科技网络分析和密码保护技术，来帮助企业共享加密货币元数据以及标记可疑行为，而不泄露客户的个人识别信息或 PII。这可能会使企业更容易满足 FATF 的旅行规则，并会对风险进行更复杂、更系统的分析。
除了 KYC 规则之外，加密货币经济越来越多地被“机器人”所控制，这是有现实意义的。
不过，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法律。在入口、出口，必须确认客户的身份。而且，拥有先进追踪工具的执法机构一旦下达命令，公司必须打开黑匣子并将 PII 释放给当局。
一种新的心态
然而，如果各国政府承认在入口、出口上确定穷人身份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那会怎么样？如果他们接受一个 AML 模型，将端点视为身份不明的节点，并利用这些新的分析工具，参与管理基于行为、而非身份的对网络的访问？
现在，麻省理工学院 - IBM 沃森人工智能实验室（MIT-IBM Watson AI Lab）与 Elliptic 合作进行的机器学习与高性能计算方面的研究可能是一种催化剂。正如实验室研究员马克•韦伯（Mark Weber）所描述的那样，该小组采用了一种称为“图形卷积网络”（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s）的方法，以创造更好的资金流取证手段，来应对“复杂的犯罪网络所使用的复杂分层和混淆计划”所带来的挑战。
研究人员绘制了大量比特币交易数据图表，并总结出区分非法行为和合法行为的模式。在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将对金融普惠做出贡献。
也许有一天，企业可能会在不使用传统 KYC 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工具来控制加密货币网络的接入点，确保好人获得金融服务，但坏人却得不到，即使他们都没有提供官方的身份证明。
监管机构会同意吗？在目前的状态下，似乎并非如此。合规性被用来识别和打击罪犯，而不是作为控制访问本身的方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监管的趋势是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身份，金融机构对“高风险”穷人的待遇也会越来越保守。
加密货币合规专家胡安•拉诺斯（Juan Llanos）抱怨说，监管机构“对创新不开放”。他补充说：“只要以政府的身份证作为标准，我们就会有这个问题。任何匿名行为都是有争议的，是不允许的。这是非常不幸的。”
尽管如此，FATF 最近一轮的讨论确实抛出了一根给创新者的橄榄枝：愿意探索“由政府或私营部门提供的数字身份”的潜力。
结合“私营部门”方针与 Libra 白皮书的“便携式数字身份”（portable digital identity），作为一种金融普惠解决方案，人们至少可以期待金融和科技公司，比如 Libra 协会的成员，为穷人提供了一种不再依赖于过时的国家身份证明的解决方案。
那些将交易视为一项人权的隐私倡导者是不会满足于这个方案的。
但作为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这也许是世界上 20 亿无银行账号人的最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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