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上午，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现身“第十届财新峰会：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用长达近1小时的时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应加强全球央行间的协调合作
“也许有人认为，全球已经有增强央行之间协调合作机制的框架，我认为其实还是没有的。”周小川表示，在全球多边主义遭遇挑战的当下，全球央行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进展。
周小川表示，过去全球化程度不高，各国金融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没有那么大，货币政策主要是针对本国的价格水平、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但情况慢慢正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讨论全球范围内的央行功能应该怎么更好地实现。
周小川表示，加强全球央行之间协调和合作机制原因有三：
一是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由于全球之间联系的紧密，共同行动是有必然性的。比如，全球较低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性，物价水平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也呈现出共同运动的方向。
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问题。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体倾向于不要为资本流动设置过多障碍，要提高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这次危机到中期以后，IMF开始发布一些工作论文，提出资本流动的问题尚需探讨。这是由于全球化的联系愈加紧密，跨境贸易和投资水平大大提高，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美元化倾向，导致了资本流动。
三是最近出现的数字货币对于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的冲击。数字货币一开始就是试图解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特别跨境支付方面的短板，希望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提高效率、减少障碍，但这样的基础设施究竟应该怎么管理，全球主要央行应该起到哪些作用，特别是今年6月Libra白皮书发布后，也提出了很多议题。
周小川认为，对于目前的全球协调机制，IMF的主要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80%以上都是财长出席，在金融稳定、处理金融危机、救助等问题上会起很大的作用，但还是缺乏央行的若干协调功能。2008年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稳定论坛提升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协调央行在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能，但在货币政策协调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仍旧是很不充分的。
数字货币初衷是解决金融基础设施问题
周小川介绍，数字货币的初衷是试图解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问题，特别是跨境支付方面的短板，希望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提高支付效率，减少障碍。但对于这样的基础设施如何管理，全球主要央行应该起到哪些作用，各方产生了争议。
从理论上讲，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金融基础设施，不过也分大额、小额，关键性支付和平常的零售性支付是不一样的。零售支付方面，我国第三方支付起了很大作用，发展也很快，但基本是电子支付的发展，不是以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从全球来讲，数字货币还没有特大发展，只不过是像Libra发表了白皮书，提出了相关概念，尚未开始使用。
周小川表示，由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等技术，每秒处理的交易笔数相对还没有那么高，将其应用于零售环节暂时做不到。而跨境汇款笔数相对比较少，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另外，跨境汇款的效率确实存在问题，有很多人是不满意的，所以从跨境汇款起步确实具有吸引力。
不过，周小川表示，对于Libra的协会管理形式，争议也比较多。Libra既然以稳定币的形式存在，就必然要对应一篮子货币，而若由Libra协会管理一篮子货币，就会引起“私人组织能否全心全意做好公共服务”的争论和质疑。人们必然会怀疑Libra的私人协会是否会有利益动机。因此，Libra托管的准备金数量、质量值得关注。要关注准备金是真正作为备付，还是瞄着备付金的利息收入，进行其他投资从而攫取收益。
人民币国际化是渐进的
周小川表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应是渐进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早产儿”，中国本没有打算在2010年、2012年左右开始推人民币国际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后，流动性不够，因流动性问题导致了扩大本币的使用。“那时，中国与部分国家采用了本币互换的方式支持贸易投资结算，缓解流动性问题。当时提法为‘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后改为‘人民币国际化’。”
周小川表示，现在可能有两个“大台阶”出现：一是危机会造成特别的需求，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当中的使用；二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出现问题，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过多应用金融制度，比如制裁，也会给其他货币提供更多机会。人民币国际化不光取决于我们的设想，也更取决于外部整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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