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 VS 硅谷，科技巨头七宗罪？

法币体系三支柱——央行、财政和金融，结果现在科技巨头想做的事儿都直接对三支柱产生了冲击。

欢迎来到智堡全新的视频系列，我想以《世界经济的裂隙》这个系列原创文章作为开篇（看这里和这里）。当时这篇文章受到不少业内同僚的好评，但由于阅读门槛较高，传播范围不是很广。在这个系列文章中，我提到了近年来颇受投资者关注的明星版块——科技行业。

对于科技巨头，我们耳熟能详的有我们国家的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在海外，则是FAANG，Facebook、亚马逊、谷歌Google、Netflix奈飞以及苹果Apple，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微软等等。今天我们的视频就想给大家细数下科技巨头的七宗罪。这七宗罪可不是我裁定的，有些也不能称之为罪，最多只能说是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受到政府和主权管理当局的关注，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第一宗罪

第一宗罪是垄断与行业的高集中度。

我们的视频标题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第一宗罪：太大了！我想通过三组数据来说明这一点。首先，从市值来看，目前这些科技巨头的市值已经超过了我们心中的那些金融巨头——全球最大的投行摩根大通在视频制作当天的市值是4100亿美元，而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的市值已经是摩根大通的两倍还多，高达893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老牌车企通用汽车的近18倍，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3倍多。而另外两家科技巨头，亚马逊的市值则是8655亿美元，不存在的网站脸书市值则是5670亿美元。在美股市场，科技巨头的市值规模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工业的老大哥们。或许，只有预估市值在1.5万亿美元沙特阿美的上市才能超越他们。

对了，可不仅仅是美国的科技巨头市值高，我们国家的科技巨头——腾讯与阿里巴巴的市值也都超过了4000亿美元，这个市值水平也超过了摩根大通。

是的，时代不一样了。还在看那些地摊金融文学中扯皮的美国金融霸权和原油霸权吗？它们或许需要更新了，科技霸权这个词或许更吸引人一些，现在可不比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了。

如果说，市值的迁跃只是一个市场结果，那么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呢？显然，多种因素的交织促成了这一趋势，但和市值趋势相匹配的则是产品的垄断和渗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移动支付的兴起，甚至冲击到了中央银行推广的产品——如果我们把钱包里的人民币现钞视为央行的市场产品的话，人民币已经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击败了。颇为讽刺的是，上一轮所谓的金融科技创新潮中，ATM可是其中的代表。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在10年前曾说过，银行近20年来最有用的创新就是ATM机。但他一定没想到十年后ATM会因为移动支付的兴起而变得如此鸡肋。同样的例子还有地铁里的售票机和麦当劳的点餐机……在小程序点餐的时代，点餐机的人力替代又显得多余了起来。

有关垄断和渗透，微软仍然是一个不过时的案例，但我想大家肯定已经听腻了。再说个新鲜的，或许就是科技巨头对广告行业的冲击。根据巴克莱的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来看，传统信息媒介的广告份额近几年来不断在被数字广告的份额蚕食，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物的广告份额目前仅为41%，数字广告则为47%，剩下为其他形式的广告。想来，这个变化也合情合理，毕竟互联网和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注意力和时间投入的结构。

在今年的3月8日，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发表了一篇文章，概述了她提出的拆分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提议，特别提到了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沃伦认为，这些公司积聚了过多的权力：“近一半的电子商务活动是通过亚马逊进行的”，而“超过70%的互联网流量是通过谷歌或Facebook拥有或运营的网站进行的”。 美国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当公司变得太大、太占主导地位时，就会被分拆。

有关垄断和集中度我们就先谈这些，随着视频的推移，支持第一个“罪名”的数据会越来越丰富的。

第二宗罪

第二宗罪是综合的跨境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包括避税、离岸生产和跨境融资。

过去的几十年，全球化可谓深刻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结构，全球化重塑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中国加入WTO以后，切实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也获得了更多元化的商品和服务。但或许我们都忽视了一点，全球化最大的受益经济部门，实际上是企业部门，而科技企业在互联网天然的自由属性的加持下，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得益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世界经济的裂隙》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对企业而言，全球化使得他们更具备跨境业务上的灵活性，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自由地货币错配，在实际的资本开支上也拥有在全球合意的国家部署其生产资本的自由度。这种金融和经济上的跨境灵活性倚仗的是强大的离岸美元市场和自由的美元流动性。但主权部门却蒙受了税基的损失——一家科技企业可以注册在离岸避税天堂，在法兰克福进行欧元融资（因为利率更低）后换入美元，在中国部署自己的生产线，随后再在全球出售自己的商品，最终把利润部署在海外而非回汇（避免纳税），在离岸创设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以后再将大量的现金投入到货币市场中——比如买入美国国债——成为主权当局的债权人。

这段里有不少专业名词，换句人话来说，企业在三个层面有卓著的灵活性，第一是想注册在哪就注册在哪，自由选择最宽松的营商环境和最合意的纳税所在地；第二是想在哪经营就在哪经营，自由选择综合成本最低的生产国，需求最大的经济体；第三是想怎么管钱就怎么管钱，自由选择融资成本最低的方式，然后再把钱再全球金融市场上投出去。

相信各位都对“避税天堂”这个词有所耳闻。智堡就此问题已经做了不少的翻译工作，有关这一主题，建议大家直接在智堡阅读Gabriel Zucman的诸多成果。在1985年至2018年间，全球的公司税率从49%下降了一半多，到24%。为什么公司税率下降了呢？一种通行解释是，全球化导致各个国家对于生产资本的竞争日益激烈，通过降低税率，各国能够吸引更多的机器、工厂和设备投资落户本国，提高本地劳工的生产力，进而提振薪资水平。但这种观点似乎只是经济学家的臆测，当下的大型跨国企业并未如预期一般向低税收国家转移有形资产，他们只是把钱搬了过去。2016年谷歌母公司Alphabet在百慕大上报了192亿美元营业收入，然而他们在当地几乎没有雇员，更没有任何有形资产，有的只是0%的企业税率。

苹果的故事则和爱尔兰有关，2011年苹果在爱尔兰的子公司“苹果销售国际”（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公布的利润总额达2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因爱尔兰的税收优惠待遇而免税的）。但截至2012年，该公司的当地所有业务加起来只雇用了2700人。 在2012年，美国公司的爱尔兰子公司报告的利润总额达1350亿美元，约占爱尔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而亚马逊在卢森堡子公司则公布了共680亿美元的利润，这一数字超过了卢森堡的GDP约20％。有人可能会问，卢森堡的GDP怎么会比在这里注册的子公司的收入之和还要低？事实上位于避税天堂的子公司所公布的大部分收入都产生自国外，因此不会增加避税天堂的GDP。

我们再来看科技企业经营上的灵活性带来了什么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产业政策的核心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生产外包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流失，工作机会被其他国家“抢走”了。从数据上看，这是切实存在的问题。大体量、低薪资的出口导向型国家陆续兴起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在1990年至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这些企业在国外建立生产设施，并将中间产品运回美国。导致的后果是对国内制造业工人的需求减少。最好的例子可能还是苹果，在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有个概念板块叫苹果产业链，这足以可见苹果离岸经营网络之强大。

我们还可以在贸易数据上看出科技巨头的影响力。2017年，服务贸易总额为5.1万亿美元，与全球货物贸易总额17.3万亿美元相比相形见绌。但在过去10年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比商品贸易快60%以上。包括电信和IT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费用在内的一些子行业的增长速度是商品贸易的两到三倍。 要知道，这其中还有一部分隐形的贡献—— 贸易统计数据没有追踪日益飙升的跨境免费数字服务，包括电子邮件、实时地图、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例如，维基百科包含大约300种语言的4000万篇免费文章。每天，全球的用户都可以免费观看YouTube上超过10亿小时的视频内容，而Facebook和微信每个月都有数十亿人在使用。这些服务无疑为用户创造了价值，即使没有货币价格。

以上就是企业在全球化潮流中所享受到的高人一等的跨境灵活性。显然，避税对于政府来说可不是件好事。跨境灵活性就是科技巨头的第二宗罪。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你是不是漏讲了“钱”的灵活性呢？别着急，我们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第三宗罪

科技巨头的第三宗罪是高度金融化与企业资本开支的畸形。换句更俗得话来说，科技公司的钱太多了，而且花的地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会觉得凭本事赚得钱，这怎么就不合理了呢？这个问题，我们作为视频的制作者只能保持中立。我们先来还原“钱太多”这件事儿，科技巨头到底有多富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科技企业离岸避税的问题，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他推出了《减税与就业法案》，其中规定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仅在回汇回美国时才从属于美国税制。这种税制体系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将利润保留在国外 。但随着法案的引入，美国转向了属地税制体系，企业利润在被赚取时就需要纳税；自此，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不再在回汇时从属于美国税制了。在转向新的税制过程的同时，减税与就业法案还将一次性对现有的离岸现金存量征税，无论你是不是回汇美国。

根据美国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 美国企业在2018年回汇了7770亿美元，即截止2017年底的总离岸现金持仓存量的78%。 是的，美国企业在离岸积聚了1万亿美元规模的资金，其中大型科技巨头的份额超过60%。离岸储蓄的分布不仅在行业上是扭曲的，在公司层面上也是如此。前十大控制了超过6000亿的离岸储蓄，之后的十位则控制了1250亿，其后的十位是700亿。剩下的120家控制了1500亿。该分布与全球财富金字塔分布惊人相似：就像那10%的富人控制了超过80%的全球财富那样，最富的10%的美国公司控制了80%的离岸公司储蓄。

对于中国人来说，储蓄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企业有储蓄也很正常呀，这和高度金融化又有什么关系呢？

科技企业的钱并不是傻傻的趴在银行账上吃利息，他们非常活跃地把资金投资到金融市场当中。瑞信分析师Zoltan Pozsar在一篇报告中拆解了前十大富裕企业的投资组合。他们的总储蓄从2008年的10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超过7000亿美元。而这些钱最终的流向是资本市场！他们购买的金融资产五花八门，其他公司发行的债权、美国国债、抵押贷款和资产支持证券，还有货币基金等等。债券，而非现金，才是巨头们的离岸储蓄之主要载体！

科技巨头早就不是单纯的科技巨头了，他们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资产管理公司。只有花旗银行所持美国国债规模大于微软，后者所持美债规模为美国银行/J.P.摩根的两倍。同时，谷歌与思科所持美债亦多于BoNY或State Street。

金融上的灵活性是双面灵活性。我们刚才讨论的是资产端的灵活性，而资产负债表的另一端，是这些企业的负债的高度灵活性。美国的科技巨头发行债券的利率极低，他们可以轻松融到非常廉价的美元和欧元资金。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大型的科技巨头发行债券的成本，相比于美国国债的发行成本仅高出0.1%左右！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呢？这说明科技巨头的信用已经和政府部门差不多了。他们发行债券的成本不仅远低于一些国家，还低于金融行业的投行们。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也因为这种借钱便宜的天性，科技巨头的高度金融化顺理成章。当你的融资成本足够低的时候，你就有足够多的套利空间。想像这样一个例子：科技巨头在欧元区以接近0%的利率融资一笔欧元，然后再把这笔欧元借给那些想要投资欧元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交出了美元作为互换，随后，科技巨头的资管部门可以把这笔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债券市场，只需要承担很低的风险就可以完成低息融资高息回报的金融套利。

事实上，这些科技巨头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的金融把戏更直接。那就是畸形的资本开支。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合理地进行资本配置（Capital Deployment）是得以保持基业长青的重要进程。但是近年来，科技巨头的资本配置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异变。或许和其业务属性也息息相关，科技企业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开支，他们的钱大多被用来并购潜在的竞争对手来维持垄断（M&A），通过研发支出来维护自身的技术优越性和产品（R&D）迭代，此外则被用于金融目的——回购自家的股票，还清即将到期的债券。

近140年来，美国企业一直在向股东返还现金。美联储分析调查了美国非金融企业中，前十五大海外现金的持有者是如何配置其回汇的资金的——并和其他标普500非金融企业进行了对比。 自2017年底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后，这十五家企业的股票回购量即刻锐增，回购量从2017年的86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8年的2310亿美元。

当然， 这十五大现金持有企业的投资也在增长，但是，投资活动的增长并没有股票回购的增长来的夸张。高盛的研究表明，市场上所盛传的回购挤占资本开支的假设不够严谨，从数据上看，回购的规模确实在变大，但企业资本开支、并购和研发的支出也在上升，只不过是两者的缺口变小了。能够产生最高资产回报率的公司，也是那些在资本支出和研发方面投入最多的公司。

因此，我们可以说科技巨头确实在高度金融化，在指责科技巨头的金融投入挤占实体投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第四宗罪

第四宗罪和第三宗罪有着高度相关性，科技巨头如火如荼的股票回购背后还有一大利益关联方，也是美国金融市场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玩家——资管公司。

美国三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先锋领航和道富环球顾问总共管理着逾14万亿美元的资产。2009-18年，流入三巨头的总资金超过3万亿美元，占同期所有流入主动和被动型基金总资金的82%。这三大巨头对美股上市公司所有权占据主导。过去20年里，三巨头持有的标普500指数成份股比例增长了近四倍，从1998年的5.2%增至2017年的20.5%。对于标普500指数成份股公司而言，每10张选票中，三大资管公司就占据4张。

作为A股市场上的散户小韭菜，在买卖的股票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对手盘很有可能也是一个散户小韭菜。但在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占据了绝对主导。以美国为例，从1950年到2017年，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公司股权增长了十倍，从6.1%增加到65%。因此，机构投资者现在控制着上市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并对这些公司的投票结果产生主导影响。要知道，基金经理总是在公司选举中投票，而其他一些股东——尤其是散户投资者——的投票程度要低得多。

对标普500指数成份股公司而言，三巨头投下的总票数平均约占25.4%，远高于它们平均约20.5%的总持股比例。同样，对于罗素3000指数成分股公司来说，三巨头的投票占总投票的比例平均为22%，也显著高于它们平均约16.5%的总持股比例。

要知道，股东的投票会深刻地影响到一家企业的治理状况。据研究调查，三大资管公司的投票中有90%是与管理层“站队”的。有不少研究者怀疑，这种高度绑定会形成一个激励循环——一方面同意对管理层增加薪水（利于管理层）→通过回购股票推升股价（利于资管公司）。但这只是一个猜测。

我们可以先看看他们抱团所反对的事儿——研究表明，三大资管公司总是会和管理层一起反对积极主义投资者对公司的介入——也就是那些喜欢搞事儿的股东。股东积极主义是指通过行使股东权利而向公司管理层施压，进而促使企业改善、股价上涨的投资策略。这类投资者显然不受温和型的资管公司的待见。资管公司也不喜欢公司管理层出现人员更迭，这或许与对管理层的控制力有关。

此外资管公司还对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相关的议题比较反感。这也比较好理解，环境和社会责任从商业利益上看或许无法带来直观的利益。

总的来说，第四宗罪就是科技企业在金融市场中和利益关联方形成了合力，并通过一套比较固化的股票回购-股东管理层关系形成了利益闭环。

第五宗罪

贫富差距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导火索是皮克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其中最容易受到大众关注的一组数据，就是美国最富裕的前1%，占有了几乎40%的总财富。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财富的集中度太高了。很多观众看到这里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集中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们会在以后特别做一期有关美国经济集中度异象的视频。

对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关注导致对首席执行官薪酬的关注日益增加。而科技巨头的CEO们毫无疑问又成了众矢之的，扎克伯格现在吓得只敢领一美元的年薪了。但恐怕即便不领钱，也是无法规避质疑的。领多了，给你扣不平等的帽子；领少了，给你扣避税的帽子。相信大家一定记得马老师那句我都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吧。最后这段视频在B站变成了鬼畜素材……呵呵。

回到有关CEO薪资的数据上来。苹果CEO库克年薪近1600万美元，是苹果员工收入中位数的283倍。微软现任CEO纳德拉总薪酬4290万美元。贝索斯的年薪仅8万美元，结论是亚马逊果然什么都便宜？别忘了他可是刚刚接过了首富的位置。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自1978年以来，CEO的报酬增长了940%，但普通劳工的报仇仅增长了12%，CEO的薪资报酬涨得比美股还快。这里我就不再罗列各种数据了。各位感兴趣可以直接去看这份报告。

在我们国家，或许薪资上的不平等并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相比于钱，我国群众似乎对时间的匮乏更在意，之前的996事件就是对加班文化的一种反思。这种文化矛盾或许不存乎于管理层和员工之间，要知道，中国的CEO们和创业者可是都很拼的，全员996不是新鲜事儿。

如果说贫富差距是人民的内部矛盾，996就是企业作为一个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问题了，居民部门的时间结构被高强度工作给扭曲了。对于工作时长的问题我认为诉诸数据还不如诉诸以人文，劳动确实和价值有关，但也和价值观有关。

在我看来，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越生活本身。这也是我自己在智堡推行的文化。我认为我们国家一直推崇高工作强度的企业文化是有问题的，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工作上的一以贯之所提供的稳定性，而非保持高强度所指向的利用率思维。就像每天陪伴你的CPU不可能一直100%或者在超频状态下持续稳定地工作下去一样。哪怕你真的把人当作机器，机器也是会坏的。好像有点扯远了。行吧，第五宗罪就讲到这儿，这一部分主要讲得是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企业之间的失衡关系。明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不平等和劳工权利也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比如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及伊丽莎白沃伦的财富税提案，科技企业和CEO们想要逃过政府的再分配行动是不可能的。另外，近年来ESG的概念特别火热，这个概念简言之就是让企业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和义务，也算是改变企业部门相对于私人和政府部门地位的一个大方向。

第六宗罪

第六宗罪涉及网络主权和数据安全。科技企业未来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由于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提到的跨境灵活性，科技企业不得不与各个国家的政府展开数据层面的博弈。为了这个视频可以过审我就不谈我们国家的数据政策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侵犯公民信息罪”，了解下最近的大趋势。

在上一轮硬件革命带来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崛起之后，科技巨头们 (Big Tech) 把住了三点命门：有资金，有渠道，有数据。通过渗透不同领域获得的海量数据交叉比对得出的用户画像，结合直达移动终端的流量精准投放，再通过用户天然的道路依赖培养产品生态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科技巨头可以做到对整条价值链的首尾通吃，连一点残渣都不会剩下。

最重要的是，当下最前沿的创新研究，不论是量子计算、神经网络还是聚变能源，其内在原理极为复杂，研发和运营成本极为高昂，这样的新技术，只有已成气候手握大量资本的组织才可能驾驭。2018年全球初创团队达成种子轮交易的案例数量，较2015年巅峰时的数据锐减过半，成功融资数量亦较前一年同期下滑30%，这并非巧合。而与此同时，字母表（谷歌母公司），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微软，已经从昔日的“五大科技公司”，发展成了“市值最高的五大上市公司”；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一个个拎出来都能吊打一个中等程度地发展中国家。

数字/网络主权概念的兴起和数据安全问题是互相依存的。已经有不少科技巨头因为“安全问题”在其他国家的业务吃了亏。比如Facebook吃了欧盟GDPR的亏，TikTok吃了美国的亏，当然你也可以说谷歌吃了我们国情的亏。

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科技企业，比如阿里巴巴来说，可能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理由很简单，支付宝作为支付工具享受着得天独厚的产品优势，而这些优势是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比不了的。这是最近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次有关数据安全的会议上一位研究者提到的观点。首先，中国人多，无论是游客还是移民，因此在海外总能找到用户；第二，中国商品多，作为出口国，哪都有中国的品牌；第三，支付宝本身就是很好的支付产品。这三点已经足以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引起重视了。

之所以科技巨头开始在数据问题上吃亏，原因就在于主权部门对此问题开始苏醒了。主权部门现在想要夺回对数字空间的主导权以及对数据产权的支配权。方法很简单，立法加税收，来自主权部门的罪与罚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第七宗罪

最后一宗罪的帽子扣得有点大，当然，过于强大的科技企业所必须面对的指摘。那就是他们冲击到了主权治理。

综合之前的所有内容来看，你会发现科技巨头确实过于鸡贼了。

首先，刚刚谈到的网络主权和数据垄断，引起了主权部门的警觉，这个领域所触及的敏感点是“数据”和“舆论”。

其次，高度的金融化，高度捆绑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其模式积聚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第三，避税，冲击到主权部门的财政收入，这可是主权部门的饭碗问题。近期热火朝天的电子烟问题，也可以从烟草税的角度切入。

第四，与居民部门关系失衡，却需要主权部门加以投入管理。比如，解决贫富差距，需要主权部门实施财政政策，来促进再分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

第五，欲涉及货币业务，比如Facebook的Libra，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我过往讲Libra的视频。

看过智堡过往视频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主权部门的法币体系三支柱——央行、财政和金融。结果现在科技巨头想做的事儿都直接对三支柱产生了冲击。

视频的最后，我想引用两段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数一数出现了多少个“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