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DCEP始于2014年。2013年底比特币在中国掀起第一轮全国性热潮，央行开始关注新出现的密码货币。当时，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比特币可以看做一种资产，副行长易纲对比特币的技术持积极的态度。央行牵头发布了五部委对比特币的指导意见。2014年央行组建了专门数字货币的研究机构，开始研究应对密码货币的冲击，借助区块链技术改进人民币系统。所以说，DCEP是密码货币和区块链催生出来的。
但是，从2014到2018年，DCEP的推进速度非常慢，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比特币或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构架跟作为人民币的法币本质很难相容。
2019年底DCEP突然加速，直接的原因是Facebook联合互联网和支付巨头准备推出Libra。Libra尽管宣称是超主权、服务全球金融，但其发起者、联盟成员和锚定货币都有意识地排斥了中国。这使得中国央行感受到在数字货币领域的紧迫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DCEP研发负责人更迭，研发加速，才有了现在的DCEP试点。
实际上，更加适应于互联网经济的数字货币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互联网支付应用目前仍然建立在传统银行系统基础上，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传统银行体系的影响力非常大，在DCEP出现之前，就已经借助央行遏制住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向货币系统的延伸。比特币和Libra的外部压力推动了央行数字货币，这有利于中国改革货币体系，适应互联网经济需求。
但是，从目前DCEP的实现方式看，其试验非常谨慎，尽量不触及传统银行体系的利益关系，将试点放在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并主要在财政支出的范围内试点。并未面向主要的互联网支付渠道。因此，其目标是积极地推动适应于互联网经济的货币改革，还是被动地保护传统银行体系，还不好判断。
由于DCEP本质上仍然是央行主导的法币，所以不可能去中心化，也就不一定使用区块链技术。这一点，DCEP项目负责人穆长春已经提到。目前看，DCEP主要是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机制的一项技术性改造。并不能纳入全球热捧的区块链浪潮。
由于DCEP主要是技术性的改造，并不改变人民币的性质和相关监管制度，因此，DCEP并不会为现在的区块链产业或密码货币产业带来多少便利。简单说，以前不能用人民币炒币，以后也不能用DCEP炒币。
尽管DCEP不一定用区块链技术，但一定会用非对称密码技术，这是DCEP能够提高电子支付的效率和安全性的根本原因，这可能是DCEP与区块链或密码货币的最主要联系。
也就是说DCEP本身是一种密码货币，但它不是去中心化的密码货币，而是中心化的密码法定货币，我称之为“密码法币”。作为具有法偿性的中心化密码货币，它不会对去中心化的密码货币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去中心化密码货币的出现要解决的是货币中心化的危害，DCEP仍然是中心化货币。
但DCEP对中心化的密码货币会产生巨大影响。现在市场上流通了大量私人或团队发行的token。这些token都是中心化的，其信用基础远远不及DCEP。以前主要借助于密码技术而相对人民币有些优势。当人民币也利用密码技术改造之后，这个优势没有了。简单说，对于中心化的密码货币，中心越强大，竞争优势越大。
目前，DCEP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前面谈到，DCEP并不是完全按照互联网经济的内生需求提出的，其试点和应用也没有直接面向最主要的互联网支付企业。目前还只是传统银行系统内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技术的改造。
当前对DCEP重要性的高估，跟去年市场高估Libra的重要性非常相似：都低估了在传统经济体系内推进变革的难度，高估了区块链技术和中心化机构的力量。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变革是全球经济基础设施的去中心化带来的。这场变革一定会实现，但远没有那么容易。
就跟Libra的最大意义在于唤起各国央行和公众对密码货币的关注一样，DCEP的最大意义在于挑起全球央行的密码货币竞争，让传统货币体系在竞争中不得不被动地做出改变。
可以说，中本聪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USDT、Libra、DCEP等一个个从盒子里飞出来，还会有更多。世界货币体系已经无法停止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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