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解读丨数字经济迈向产业互联网新阶段 ​

作者 | 闫德利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

编者按：数字经济已连续4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包括2018年数字中国）。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加速迈向产业互联网的新阶段。这是由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是由人类生产工具、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的演进升级所决定的。以下为正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作为信息革命的引擎，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工具、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加快演进升级。智能机器成为新的生产工具，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信息网络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经济迈向一个网络化连接、数据化描绘、智能化生产、融合化发展的产业互联网新时代。

一、智能机器成为新的生产工具

本杰明·富兰克林有言:“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生产工具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造之物，它是人类生产出来供进一步生产而使用的物质手段，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标志。离开生产工具，就无法理解一个生产力时代。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中的决定因素就是生产工具，马克思认为它“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产工具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主要标志。

（一）从手工工具到“三环节的机器系统”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生产工具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同经济形态下，人们有着不同的生产工具。

在采集狩猎和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工具是手工工具。生产是以手工操作为主，并一定程度上借助畜力、风力、水力等自然力。作为人体器官的延长和强化，生产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人的体力和技艺。人们一般根据材料技术把手工工具划分为石器、青铜和铁器三个阶段。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改良为标志，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技术革命，人类社会从此进入工业时代，机器成为最强大的生产工具。利用机器创造物质财富的效率, 大大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的劳动效率。手工工具依赖人的技能，机器“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其特点是代替人的技能。马克思指出：“所有发达的机器是由发动机、传动机和工具机（或工作机）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即“三环节的机器系统”（简称“三机系统”）。人们一般根据动力技术把机器划分为蒸汽机器、内燃机器和电力机器三个阶段。

（二）智能机器：改造物理世界，创造数字世界

随着数字革命孕育成长，软件开始定义一切，机器日益由程序和代码所驱动，由“插上电”迈向“连上网”“接入云”，从而具备了一定的分析、运算、判断、操作甚至思维的能力，能够独立完成人们设计的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和智能化。马克思预言的“有智力的器官”——独立的电脑控制机出现，并成为机器的核心和灵魂，承担起过去人脑执行的某些管理机器的职能。机器的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三环节的机器系统”演进成由发动机、传动机、工具机和控制机组成的“四环节的机器系统”（即“四机系统”），我们称之为“智能机器”或“智能工具”“数字化机器”。马克思曾把机器称作“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智能机器则有了发达的“神经系统”，不断增强人类脑力和智慧。

智能机器与机器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具有拟人的智能自动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实现了生产工具从单维空间到二维空间的历史转变。工业时代的机器是原子的，是物质的，是改造物理世界的尺度。数字时代的智能机器在本质上是比特的，是数字化的，它不仅改造着我们的旧世界（物理世界），还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数字世界）。智能机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它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拓展了人类生活新空间，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信息物理系统（CPS）应运而生。如下表所示。

表 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工具

来源：腾讯研究院，2020年5月。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指出：“蒸汽机使得整个世界早期发展历史的所有剧本都显得拙劣无比。”智能机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甚至比蒸汽机更具进步意义。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认为，当下这场数字技术革命是继蒸汽机引发机器革命之后最重要的变革，是“第二次机器革命”。马克思深刻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那么，数字磨将产生以知识、信息和数据为关键要素的社会。

二、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在经济学中，生产要素又称为生产输入，是人们用来生产商品和劳务所必备的基本资源，主要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和数据。生产要素促进生产，但不会成为产品或劳务的一部分，也不会因生产过程而发生显著变化。

（一）“四位一体的公式”

生产要素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它有着不同的构成和不同的作用机理。

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和劳动。正如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的经典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

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们所指的资本是物质资本，是机器、设备、工具、厂房等资本品（capital goods），而非金融资本。

19世纪下半叶，以电气化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美两国率先发生。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同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家从劳动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即“经理革命”。企业家才能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理论可追溯到1662年威廉·配第所著的《赋税论》，后经庞巴维克、亚当·斯密、萨伊、约翰·穆勒等众多经济学家2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18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划时代著作《经济学原理》出版，该书在萨伊“三位一体的公式”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要素四元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即在生产中，地主提供土地，获得地租；工人提供劳动，获得工资；资本家提供资本，获得利息；企业家提供企业家才能，获得利润。国民所得（NI）即为四大要素之报酬——国民所得（NI）=工资（w）+地租（r）+利息（i）+利润（π）。这个“四位一体的公式”概括了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的中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人们普遍接受。

（二）“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数字革命方兴未艾，数字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数据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诸多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据日益成为重要战略资源和新生产要素。

我国对此高度重视，不断推动生产要素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要素涉及数据生产、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等多个环节，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助燃剂”，对价值创造和生产力发展有广泛影响。如下表所示。

表 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要素

来源：腾讯研究院，2020年5月。

（三）生产要素的五元论

数据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生产要素的。从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后的“文以载道”，再到近现代科学的“数据建模”，数据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然而，直到互联网商用之后，人类掌握数据、处理数据的能力才有了质的跃升，数据才成为生产要素。这突破了生产要素的四元论，我们可称之为“五元论”。

新制度学派的领袖人物加尔布雷思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一种生产要素是最重要和最难替代的，掌握这种生产要素供给的阶层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地主之于农业时代，资本家及后来的企业家之于工业时代。按马歇尔“四位一体的公式”，数字经济时代，那些掌握着丰富知识和大量数据的新阶层将加快形成，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这个社会群体，我们暂以“数据所有者”称之。他们通过提供数据要素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并获得某种收入。至于是什么类型的收入，这涉及一系列重要和关键问题，需要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如下表所示。

表 生产要素的五元论

来源：腾讯研究院，2019年4月。

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剩余劳动力，激活了农村经济；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大量物质资本和高级管理人员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去；入世后，全球资本、技术、管理与人才等生产要素在我国加速集聚，配置效率显著提高。此次国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但我们应注意到，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明晰的权属和有序的流动，是生产要素的本质要求和前提条件。目前，数据权属有待进一步明确，我国还存在诸多限制和制约数据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既要充分释放数据红利，还能有效保障安全隐私，这都是需要重点研究和突破的方向。

三、信息网络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一个让人感觉自己很明白但又难以解释清楚的概念。学者只是给出模糊粗糙的描述，或通过列举的方式说明其范围，尚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我们尝试构建一个通俗易懂的分析框架，以作出解释。

（一）基础设施是社会传输网络，连接是其本质特征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又称为基础结构，是一种准公共品，其存在是为了满足直接生产部门和人们生活消费的共同需要。基础设施是一种“社会分摊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SOC），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它不直接加入某个特殊的生产过程, 而是作为各个特殊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或共同条件。

作为开展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和底座，基础设施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 并不需要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而立即改变。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不可分割、不可贸易，因此其投资主体多是政府部门。作为准公共品，基础设施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价格便宜。理想情况下，便宜到所有人在使用它时不会考虑费用因素即可畅享。

基础设施功能的发挥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传输网络，主要由通道及其节点组成，连接是其本质特征。基础设施通过连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众和不同的服务，来传输物品和人们自身，从而实现位置的转移；或者来传输水、电、气和信息，从而使人们获得公共服务。交通网、管网、电网和电信网莫不如此。

（二）从物理基础设施到信息基础设施

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大要素构成。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和能量是主要传输对象，基础设施主要有交通运输、管道运输、水利设施和电网四大网络体系。通俗来说，传统基础设施是以“铁公机”和“水电气”为代表的物理网络。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或者说“比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传输对象。作为传输信息的通道，信息网络是数字世界的“高速公路”，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正如高速公路网络不仅由公路组成，还包括桥梁、车站、服务区和调度系统等，信息的聚合、分析、处理与信息传输密切相关、相互配套。因此，存储系统、计算能力与传输通道共同构成了信息网络系统，即信息基础设施。如下表所示。

表：基础设施的主要类型及其组成

来源：腾讯研究院，2020年3月

（三）国家大力推进新基建

近年我国大力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这既是应急之需，更是长远大计。新型基础设施是由中央历次重要会议和领导人讲话提出，其主体是“信息基础设施”（或称为“数字基础设施”）。目前为止，中央明确提到的新型基础设施有6个，即5G网络、云平台、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其中，5G网络、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主要作为信息网络通道，数据中心作为存储系统，云平台作为计算能力，人工智能则更多体现在调度能力方面。在具体工作范畴，国家发改委将新型基础设施分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新基建是政府工作语言，其范畴会根据发展形势和工作需要与时俱进。

“铁公机”等物理基础设施对GDP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对1990年的测算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存量增长1%，人均GDP就会增长1%。然而，新基建对GDP的拉动作用未必明显，正如经济学家索洛描述：“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新基建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以及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政府的角色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由之前的投资方变成投资动员方，社会资本将在新基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产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的高级阶段

生产工具、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是描绘一个经济社会时代的三个标尺。智能机器是改造自然的有力工具，建设数字世界的手中“利器”；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驱动数字未来的“石油”；信息网络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通往数字时代的“高速公路”。数字技术推动三大要素演进升级，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变革的方向无不指向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奔驰在数字之路上的“智能汽车”。产业互联网是生产工具、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换代发展的需求之源，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繁荣的“数字生态共同体”。

（一）从消费互联网迈向产业互联网

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并没有立刻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直到电的应用由生活和消费领域拓展延伸到生产和产业领域，工业革命的潜力才真正得以释放。孕育兴起的数字革命也是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数字经济热潮中，数字技术主要在消费领域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门户网站、在线视频、在线音乐、电子商务等主要商业模式的终端用户几乎都是消费者，这一阶段因此被称作“消费互联网”。当前，网络连接从人人互联迈向万物互联，技术应用从侧重消费环节转向更加侧重生产环节。数字技术在极大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后，开始加速渗透到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客户服务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产业互联网蓄势待发，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迈向新的高级阶段。

产业互联网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要用户、以生产经营活动为关键内容、以提升效率和优化配置为核心主题的互联网应用和创新，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我国产业互联网的起步较晚，但具有独特优势。“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拥有1.2亿户市场主体，有众多政府部门、学校、医院、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它们对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有着强烈的需求，产业互联网发展蕴含着巨大潜力。

（二）要从战略高度推进产业互联网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央网信办等部委十分重视产业互联网发展。去年10月联合发布的《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要求“以产业互联网平台、公共性服务平台等作为产业数字化的主要载体”。今年4月又联合印发文件，把“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的主要方向。产业互联网具有连接类型多样、行业应用广泛、流程再造深度等特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发展产业互联网，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疫情冲击的现实之需。

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产业互联网作为重塑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我们要把产业互联网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大潮中来谋划，从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重点推进，加快制定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产业互联网化步伐，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后小康时代实现更加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4月

[2]马化腾：《推动上“云”用“数”建设产业互联网》，《人民日报》2020年5月7日

[3]马化腾：《关于加快制定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壮大数字经济的建议》，人大代表议案建议，2020年5月

[4]郭凯天：《把握数据要素新特点，点燃数字经济新动能》，《学习时报》2020年4月20日

[5]马化腾、孟昭莉、闫德利、王花蕾：《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

[6]闫德利：《数字经济——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年11月